当晚10时左右，江青由钓鱼台来到中南海“202”，看到主席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
　　她气急败坏地说：“汪东兴搞突然袭击，把主席的卧室和书房都加封了。这种行动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华国锋说：“今天下午常委会不是已经作出决定，可以先封存起来。”
　　江青说：“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加封？”
　　华国锋对她说：“汪主任执行常委会决定，不需要再打招呼。”
　　9月16日，“四人帮”根据他们的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篡改了毛泽东的原话，并大肆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矛头指向华国锋。
　　9月29日夜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主要讨论如何安排好毛主席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各项活动。会议开到很晚，看样子短时间还不会结束，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因身体欠佳，请假提前告退。
　　正当会议正常进行中，江青突然站了起来，尖声地叫嚷：“散会了！散会了！”
　　委员们都莫名其妙，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江青见大家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她又大声以命令的口气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其他委员这才缓缓离开会场。
　　汪东兴没有动，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位置上。
　　华国锋对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但是为了大局，稳住阵脚，他不动声色端坐不语，待蛇出洞。
　　空荡荡的大会场只剩下6个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字摆开坐在华国锋、汪东兴对面。
　　又是江青打“头炮”，她无视党的纪律，不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以毛主席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作为她“逼宫”抢权的突破口，以无赖的丑态，继续纠缠华国锋表态；并且她还要华国锋同意，将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妄图假“人民群众”的名义，作她“女皇美梦”的文章。“军师”张春桥想拿毛远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继续给华国锋出难题。
　　王洪文也鹦鹉学舌，姚文元抢着帮腔。
　　然而，4个多钟头过去了，“四人帮”一无所获地吵得有气无力，会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华国锋依旧微闭双眼，斜倚在高脚扶手椅上，“稳坐钓鱼舟，任凭风浪起”，最后，不屑一顾地由汪东兴陪同走出会场。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我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